崇祯十年润四月，抵挡了暹罗王国、葡萄牙人、阿拉干王国和中国海盗组成的雇佣军近一年多后的缅甸王国，在接到了大明云贵总督派出使者问责此前缅甸在云南边境的种种冒犯之举后，意识到大明也可能参与到这场针对缅甸的战争来，终于选择了向大明使者屈服，承认了大明拥有居中调解这场战争的权力。
这场反缅同盟掀起的缅甸战争，终于在缅甸今年雨季到来之前结束了。五月到六月，他隆王的代表、大明云贵总督的代表、还有反缅同盟派出的代表，三方代表齐集于缅甸旧都勃固进行停战谈判。
面对反缅同盟的强大武力和大明使者施加的政治压力下，他隆王的代表不得不同意了反缅同盟提出的，将伊洛瓦底江下游三角洲割让给阿拉干王国，将清迈等地还给暹罗王国，沙廉附近地区开放为自由贸易港，大明、葡萄牙、英国、荷兰等国拥有在勃固设立租借地经营商业的权力。
缅甸虽然失去了小半个下缅甸地区和上次战争中侵占的暹罗土地，但是这份和平协议无疑也是极大的打击了以勃固为中心的孟族势力，极大的稳固了迁都阿瓦的他隆王的政权。
大明这边虽然没有直接出兵，但也同样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缅甸不得不将孟养宣慰司还给大明，并承诺在孟养下方的木邦宣慰司为非军事区，大明百姓可以在这一地区自由往来和从事任何职业。
而沙廉附近设立的自由贸易港，也落入了大明的控制之下。钟斌、李魁奇把沙廉视为了前往印度大陆的前进基地，开始从国内和越南地区迁移民众前来开发此地。英国、荷兰虽然没有在缅甸战争中出力，但是却获得了不菲的好处。因此他们同葡萄牙人一般，都期望中国继续向印度大陆拓展势力，从而可以从中牟取利益，开始不断向中国人提供关于印度大陆的情报。
对于云贵总督洪承畴来说，缅甸王的服软，倒是给他增加了许多威望。缅北地区复杂的地形和茂密的原始森林，使得和缅甸交界的云南地方一直处于光挨打却难以还手的尴尬处境，即便中间大明朝廷偶尔奋起了一把，也最多打到阿瓦而不能打到王都勃固，因此难以迫使缅王屈服。等到明军一离开，缅军就去而复返了。
缅甸的这种不断蚕食的战略，使得大明原本设置在此地的三宣六慰体制，大多被毁坏了。而失去了体制的庇佑之后，边界的诸多土司就不得不单独面对缅甸的入侵，这显然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于是在缅甸数十年成功的蚕食政策下，云南土司对于缅甸不免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打不过缅甸人，而明军又奈何不了缅甸人，和缅甸交界地区的土司便不得不向缅王私下沟通往来，在大明和缅甸之间摇摆不定了。
但是这次大明没有出兵，只是用了一个使者就让缅王归还了好大一片土地，这是当年黔国公府都未能做到的事。几乎当同缅甸的和约传回昆明时，云南各地的土司便已经纷纷前往昆明，向洪承畴再次庆贺效忠了。黔国公府在云南根深蒂固的影响力，第一次被朝廷的权威所真正盖住了。
而趁着这些土司的态度软化，洪承畴再一次推动了沟通云南各地的交通设施建设，并加强了对于一些土司地区的控制，让朝廷的影响力真正渗入到普通民众之中去了，从而让云南真正成为朝廷的云南。
就在大明的南方边疆因为缅甸战争而进行着改变的时候，东协对于巴达维亚的战争的结果也在深刻的改变着大明和日本。
在从前，除了东南沿海那些长久保持着传统贸易习惯的海商家庭外，内陆的大明商人们对于海外贸易都是持着畏惧的心态的。不仅仅是因为海上多风浪等自然灾害，而是离开了大陆之后，他们缺乏保卫自己财产的能力。
但是随着战胜巴达维亚的消息传回国内，各种对于南洋富饶资源的描述，和大明海军在该地保护自家商民的事迹在报纸上就流行了起来。这样的宣传后果，便是让不少内陆地区的商人开始接受，南洋地区其实和广东等地的安全程度是差不多的，在南洋也是有着朝廷可以进行依靠的。
于是在海禁开放后出现的海外贸易热潮后，出现了第二波的海外热潮。和第一波以东南沿海地区商人为主的海外贸易热潮不同，这一波以湖广、四川等地商人为主的出海热潮，却是奔着前往海外圈占土地发展种植园经济去的。
朝廷对于宗室土地的清理，显然已经引起了不少精明地主的警惕。而海外土地较少的税收及大明对于进口粮食的免税政策，让这些经营商业的地主意识到，他们卖掉国内的土地前往国外，起码能够购回五-十倍的土地，而这些国外的土地生产出来的粮食运回国内销售之后，获利显然比现在国内拥有的土地获利更高。
随着之后南洋地区橡胶园、油棕园等高价值的经济作物的出现，更是进一步推动了明人前往南洋经营土地的兴趣。这一波的出海热潮，持续时间比之前的贸易热潮更为持久，直到一百年后，南洋热才渐渐消停下来。
这种对于南洋地区的深度开发，不仅极大的缓解了国内土地和人口之间的矛盾，最重要的是极大的活跃了南洋和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并迫使大明的贸易商人向更广阔的海洋拓展探险，寻找下一个暴利的贸易地区。
相比起大明这边的意气昂扬，日本这边在收到了从大明传回的战争结束会议的消息后，顿时变得暗流涌动了起来。
自从被大明用战争打开大门之后，日本人至今也不承认自己是被南蛮人所击败的，他们始终认为，当年的战争是丰臣千代请求大明王朝出兵恢复丰臣家的内部战争，是中原王朝帮助属国的复国之战，并不是外人入侵日本的战争。
之所以要这么宣传，因为不管是西南强藩还是江户幕府，都需要维护自己统治日本的正当法理。西南强藩不能把自己视为被外人控制的傀儡，而江户幕府需要证明自己的妥协并没有出卖日本的利益。
但是不管他们如何宣传，原本渐渐趋于封闭的日本，现在都不得不对外打开了大门。特别是横滨、神户、大阪、长崎、青森、山口这六处对外开放的港口，更是充斥着来自大明和南蛮的新科学和新思潮，令一些中低阶武士和市井商贩、手工业者大受影响。
而在大阪，因为大阪大学的建立，大阪更是成为了宣讲来自大明新思想的日本思想中心。源自南蛮人的重商主义，明人的万民平等论、华夷论辩等学说，通过大阪大学向着各藩来此学习的藩士们向日本各地传播了出去。
当东协会议否决了日本分享战后利益分配的消息传回大阪后，大阪大学的学生和本地的市民是第一个上街游行表达不满的。
在大阪大学任教了半年多的张溥，看着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游行队伍，也是有些瞠目结舌。他还是第一次意识到，在大明以外的海外国家，同样也是有着勃勃生气之民众的。
他默默站立在路边，看着这些大阪市民从自己面前的街道上游行而过，他的一身明人装束也很好的保护了他。这些上街游行的市民可并不都是拥有理智的存在。就在不久之前他就看到，两名走避不及躲在商铺内的西洋人，就被一些丧失了理智的市民给抓了出来，把他们当做了欺凌日本的东协代表殴打了一顿。
如果不是有人叫来了巡警把这两位西洋人救了出去，估计他们起码要掉半条命。至于像他这样穿着明人服饰的人，那些市民倒是不敢上前来为难。在这一点上，张溥倒也不得不感谢他所深恶痛绝的，那些劳民伤财且有违仁义的大明驻军。
当初大明军队在日本以雷霆手段击败幕府大军的事迹，现在差不多已经被描绘成神话故事了。不管张溥有多瞧不起这些军人，日本人对于大明军人却都是老老实实的，并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敬。
就好比他们今日上街游行，也只是敢去堵大阪市政厅和大阪议会的门口，并不敢去围堵大阪总督府和大阪港口的大明海军驻地。
因着这些日本人的行为，张溥也从一开始遇到游行民众的不安和惊慌，变成了冷漠的旁观者。
不过当他在游行队伍中看到一位少年后，终于忍不住上前将其从队伍中拉了出来，向他质问道：“益田时贞，现在难道不是应该上课的时间吗？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
年方十六的益田时贞是长崎地方推荐到大阪大学学医的学生，也是张溥的学生之一。说来也实在是难堪，在国内以学问闻名的复社领袖，到了大阪大学后却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张溥的学问的确很好，但是在日本却并怎么适合。因为日本并无古可复，想要变得强大起来的日本，需要的是像大明这样触动灵魂的全面改革，而不是讲什么尊经复古。
更何况，在经过了近两百年的战国时代之后，日本的儒学还处在一种很低下的层次。张溥研究的学问，对于这些日本武士来说，实在是过于深奥难懂，也难以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自然听他讲课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益田时贞是少有的几名还在坚持听他课程的学生，对于这样的学生，张溥自然是不愿意让他卷入到游行示威之中去的。
但是对于老师的质问，益田时贞只是拘谨了一下，便对着张溥鞠躬请罪说道：“老师，现在躲在教室里上课并不能挽救日本，只有游行请愿才能让那些南蛮人知道，日本并不是那种可以被他们殖民征服的下等种族，我们也是一个拥有着伟大文明和历史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