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童年生活幸福的无与伦比
那个叫九斤的男孩子在南正街这个充满爱意的环境中生活得很幸福。
人家是王家老幺，自己的爸爸是水手，长年累月不在家，家里也没有其他人，水手不在家的时候，另外两个王家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家。两家的大人自然把这个胖小子当作自己的儿子，那四个年龄各异、性格不同的四个哥哥对这个生下来就失去了母亲的**也是爱护备至。到了晚上，九斤就会和哥哥们挤在一张*上睡觉，而且一定会睡在中间；吃饭的时候也会和哥哥们比赛，狼吞虎咽，可那些哥哥一点也不霸道，所有的哥哥都让着他呢。出门的时候，总是会有两个哥哥牵着他的小手，还有两个哥哥一前一后的跟着保护。这样隆重的仪式被那个偶尔回家休假（详见拙著：都市系列长篇小说第二部）的肖德培看见了，就学着康熙时期的大太监李德全的公鸭嗓门叫着："皇上摆驾乾清宫！"
春天的时候，九斤会和南正街的男孩子一起排队等着爆米花，米花机打开的声响很大，可他一点也不害怕，看见白花花的好多米花，笑得合不拢嘴，塞上满满一嘴，咀嚼的声音很动听。好多年过去，有一次和钟玉卿看电影，随便抓了几颗爆米花扔在嘴里，等到那个文雅的漂亮女子转过头和他说悄悄话的时候却吓了一跳：王大年的脸上泪流满面。
秋天的时候，女孩子会在南正街上找一个空地跳橡皮筋，那是当时的女孩子乐此不疲的娱乐游戏。看见九斤笑嘻嘻的在一边看着，就会让九斤帮着她们拉着橡皮筋，他就会做得很好，也很认真，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以至于好多年以后，那个霸道的杨婷婷、温柔的杨秋燕和娇气的龙婷婷对王大年当年的表现记忆犹新，一致叫好。
夏天的时候，到了最热的三伏天，哥哥们就会在他的身上绑上两个打足了气的轮胎，然后簇拥着他来到江边，九斤在江水里就变成了一个橡皮筏，就会和那些南正街的孩子们从峡州的镇川门下河，一直游到下游的一马路。后来，王大年有了一身的好水性，却硬说是在南正街被那些哥哥们逼着练出来的，可那个时候，他连狗刨也不会呀。
冬天的时候，南正街的女孩子会带他在街上堆雪人，女孩子负责把那些积雪堆在一起，然后进行很粗略的造型。他的任务就是给雪人插上煤球做的眼睛、胡萝卜做的鼻子。杨大爹会看见的，就会把王大年拉到自己的小店里烤白炭火，把他那冻得红红的小手捂在自己的手里，认真地看着他，小声的对他说："我们的九斤会长大的！"
九斤在南正街上生活得很幸福。无论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站在南正街上叫一声，九斤就会跑过来吃得很香，他知道人家喜欢看到他这样做；无论是谁家给自己的孩子做新衣服总会多买一些布料，因为那其中肯定也会有九斤的一件，以至于九斤成了衣服最多的孩子；南正街有不少人家的男人都是和九斤的爸爸水手一样在船上工作的，也有不少人家的男人和肖德培一样在外地工作的，难得回家一趟，回来的时候总会给家里人带些东西，也会站在南正街上大喊一声，因为那些礼物肯定也有九斤一份的。
九斤就在这样幸福的环境里幸福的、无忧无虑的成长着。日出日落、春秋冬夏，这个胖小子就慢慢长大了，就和南正街的那些孩子一样也会去上离南正街不过一街之隔的市直机关幼儿园，那是峡州最好的幼儿园，当然是找人开后门进去的；幼儿园毕业了，就会和他的那些哥哥姐姐一样去背着书包上学堂。学院街小学是峡州历史最悠久的小学之一，也是当时师资力量最好的，小学与南正街仅仅一墙之隔，每到上学的时候，那个肥头大耳的小男孩就会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撒着小脚丫子、摇着肉墩墩的小屁屁，跟着那些南正街的孩子们在青石板的路上跑来跑去，满街都会听见九斤扯着稚嫩的嗓门在大叫大嚷："哥哥、姐姐，等等我，人家的鞋掉了嘛！"
南正街的大人从来不娇惯自己的孩子，包括九斤在内。
那个时候，峡州中心城区的供水系统还没有十分完善，偶尔输水管道出现一些故障，就会导致半座城市都陷入水荒。好在南正街就在长江边上，肯定是不会缺水的。只不过得要人用扁担担着、用水桶盛着、用力气沿着阶梯一步步的从长江里面把那些水弄到岸上来罢了。那是个力气活，也很要技巧，不然的话，挑到半途没有了力气，上下不得，那才叫要命呢。
遇到停水这样的特殊情况，别的地方的都是大老爷们亲自出马，可是南正街却全是孩子们上阵，道理很简单，那里的大人他们信奉"力气是奴才，去了还会来"这样的道理，而孩子们是力气恢复最快的。所以每一个孩子都得去，就连九斤也得去，不过他还小，不过就是提两酒瓶子，象征性的盛点水，跟着走几趟，用不了多大的力气，不像其他的孩子爬上岸来就气喘如牛。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娇*。不过南正街的孩子如果做错了事被大人罚站，九斤肯定会奉陪，那些大人就会感慨："九斤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可是如果九斤要求那些哥哥姐姐做什么，而他们没理他、或者没去做，就肯定会被自己的家长暴打一顿，就连一直爱护孩子们的廖户籍也说活该，而且说的很有道理："都说无娘的儿天照应，九斤生在南正街，就应该活得比任何人更幸福，当哥哥的就应该满足**的要求。"
九斤的童年生活幸福的无与伦比，他从小就受到南正街的所有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直到快两岁才算没有再吃人奶，改为牛奶，那是龙庆丰给他订的，那个因为改革开放富裕起来了的龙家掌门说的很清楚："和龙家兄妹一样的待遇。"而在南正街的孩子们里面，只有他能每天上学的时候在杨大爹小店里拿一个面包一盒酸奶，那是杨大爹的命令，当然是不要钱的。杨大妈私下对田大妈说过："连自己的儿子也没有过那样的待遇。"
南正街的孩子没有一个看见廖户籍吓得就像老鼠遇上猫，因为他也会打人，以至于长大以后见到廖解放依然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可那个后来当上公安局长的廖解放却从来没打过九斤，就是罚站，也只是摆摆姿势、做做样子，过不了一会儿就会把九斤放走。人家说的理由太充分了："九斤从来不会做什么坏事。"就连那些出外打工、外出归来的人回到家里，给家里人分发自己带回来的礼物的时候也不忘九斤："把九斤叫来，还有他的一份。"这就和王大年自己长大了对小囡囡、也就是那个叫王凤仪的小女孩的妈妈钟玉卿说的那样："在南正街的历史上前无古人不敢说，但后无来者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那是属于那个大名叫王大年、乳名叫九斤的小男孩幸福而美好的童年的回忆，就和罗大佑的那首《童年》唱的一样："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九斤当然也很小，也是和歌里唱的那样的好奇，那样的幻想，可就是一点也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