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说到辽朝，其实就要提到契丹，其实契丹很早就发展起来了，并不是在宋朝才开始壮大。
因为早在唐朝末年，羁縻的统治就造成了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区的“独立”发展。
由此，“幽州契丹(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的主要人力资源，并逐渐积聚成“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这两大历史问题，分别表现出来。
可能“山后八州”和“银鞍契丹直”这两个名词有熟悉历史的朋友听说过，但也很多朋友不熟悉，在这里需要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所谓的“山后八州”是指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聚居区，如妫州的“西部奚“就是一支包含部分契丹人的部落联合体。
而“银鞍契丹直”则是以幽州契丹人组成的精锐军队。
像是在《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中，较多地涉及了唐末五代时期大量契丹人的历史活动。
这些契丹人的活动并不是通过整个契丹部落发展的方式完全体现出来，而是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在燕云地区的历史发展中一并体现出来的，他们已经成为燕云地区内一支不可以忽视的独立的民族力量，并在唐末五代军阀割据的乱局中发挥出相当重要的历史作用。
“银鞍契丹直”就是由这样一些居住在燕云地区的契丹人组成的特殊的军事力量。
至于“银鞍契丹直”的主要来源，是在后唐时期，由契丹人组成的武装力量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由朝廷或者皇帝本人直接控制的属于禁军系统的精锐的宿卫军，另一个是由那些强大军镇所组建或拥有的相当精锐的武装力量。
由朝廷或者皇帝本人直接拥有的以契丹人组成的军事力量，一般简称为“契丹直”。
而那些由地方军镇直接组建的以契丹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则在名称上尤为突出其优厚的待遇和华丽的特征，故称为“银鞍契丹直”或“契丹银鞍直”。
“契丹直”或者“银鞍契丹直”主要是从居住在燕云地区的契丹人口中选拔，招募而来，也有一部分是从与契丹部落战争中的战俘中选拔出来的。
但是，这些战俘的大量出现已经是后唐政权统一北方地区，并与契丹政权发生直接冲突时期的事情了。
例如:王重裔“事庄宗为厅直，管契丹直，从安汴洛，累为禁军指挥使。”
这里记载的后唐庄宗组建的并由王重裔率领的“契丹直”，就是当时晋王李存勖拥有的亲兵武装中的一支，它在后唐政权建立之前已存在，是一支以居住在燕云地区(即当时的山后地带)的契丹人为主组成的武装力量，但却不是由契丹战俘组成的。
因为，在晋王政权灭亡幽州刘守光集团至晋王李存勖灭亡后梁，建立后唐政权之前，虽然晋王集团已经与契丹部落有了10年的交战史。
但是，晋王集团暂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与契丹展开大规模的战争，契丹俘虏问题等暂时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而银鞍，指鞍具贴银或以银叶装饰，直，乃当时北方游牧民族语言中的名词性后缀成分，相当于元代时期的“探马赤”等称呼中“赤(一ei)“的音译，意为“人”。
故“银鞍契丹直“的直译，就是“拥有银质马鞍的契丹人。”
那么，大家可能会疑问，晋王李存勖(即后唐庄宗)究竟是怎样组建起“契丹直”的呢?
作者菌检索了相关历史资料查知，这是李存勖从刘仁恭，刘守光父子那里学习的经验，并充分利用燕云地区存在的大量契丹人口的直接结果。
至于银鞍契丹直形成的历史背景的话，据史料记载，安禄山对于契丹等游牧部落人口的利用，启发了平叛过程中逐渐起家的新军阀。
如唐朝皇室疏属李镝，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就以润州刺史，浙西观察，诸道盐铁转运使身分独霸一方并组建了亲兵队伍，“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号'蕃落健儿'，皆铸腹心，禀给十倍，使号镝为假父，故乐为其用。”
里面的“胡，奚杂类”，“胡”是指北方游牧民族，“奚“是指奚族，他们都是“安史之乱“之际流落于中原或江淮地区的北方民族人口。
因此，在李镝号称“挽硬随身”的军队中，事实上也包括了部分流落到江淮地区，已经生活在幽州的契丹人。
在江淮地区尚且如此，所以河北等地区将游牧民族人口组织为骑兵等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从此，各地军阀都以拥有一支部族军为荣。
于“银枪效节是，魏博镇组建了着名的“牙兵”，号称都”，“皆选摘精锐，纵恣豢养”。
但是，真正能够以游牧部族人口组建起一支完整的骑兵队伍者，也只有少数的几个军镇。
如割据太原的李克用，占据幽州的刘仁恭。
据史书记载，乾宁二年(895年)，“李克用表刘仁恭为卢龙留后，留兵戍之，妫州人高思继兄弟，有武干，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为部将，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欲收燕人心，复引其诸子置帐下，厚抚之。”
还有“唐纪七十六”限所谓“幽州兵”或者“山北之豪“，皆是当时幽州地区军事储备资源的用语，所指即居住在幽州境内的游牧民族人口。
因此，幽州或山北地区便受到当时“据地自肥”的军阀势力的青睐。
李克用对山北豪强力量也十分重视，史称，晋王李克用将讨幽州，“谋日:'高思继兄弟在孔领关，有兵三千，此后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继为吾用，即事无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继兄弟燕俗重气义，思继等闻晋兵为匡威报仇，乃欣然从之，为晋兵前锋。”
在高行周传中高思继兄弟能够受到重视，原因就在于“山北”地区的重要性。
所谓“山北“地区，历史上又称为“山后“或山后八军“(八军，有时也称八州，当时幽州属郡计有:幽，涿，瀛，莫，平，营，蓟，妫，檀，沧，景，德，蔚，新，武等15州。
其中的妫，蔚，新，武诸州与隶属并州节度的云，应，朔，儒诸州，共称山后或称山北八州)。
在这些州军中居住的主要人口，多属依附唐朝而来的游牧民族部落。
在这些部落的人口中，除已知保持部落形态不变的西部奚外，还有数目众多的契丹，吐浑，室韦以及沙陀突厥等。
早在刘仁恭统治幽州地区时(895—907年)，就已经充分利用这些独特的军事资源了，史称:“奚，臀部落，当刘仁恭及其男守光时，皆刺面为义儿，服燕军指使。”
而在《新五代史》中则记载:“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刘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为银胡禄指挥使，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晋，以为飞胜指挥使。”
王思同出任的“银胡禄指挥使”，管辖的应该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军队。
据《资治通镒》记载:守光囚其父，“银胡禄都指挥使王思同帅部兵三千，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帅部兵两千奔河东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几，亦奔河东河东节度使晋王克用李承约为匡霸指挥使，思同为飞腾指挥使。”
而关于“银胡禄”的话，《资治通镒》注日:“胡禄，箭室也“而两唐书《兵志》的记载，也同样表明“胡禄”就是骑兵用来装箭的匣袋。
另外，在宋朝的词曲中也经常见到用“银胡禄“与“金仆姑“对举的用例“金仆姑“形容的是箭，“银胡禄“形容的就是盛箭的匣袋因此，“胡禄“在唐朝时就已是蕃骑必需携带的装备。
而王思同率领的军队被冠以“银胡禄”的称号，说明它是一支由佩带银质箭匣为标志的军事力量。
那么，这支军队为何称为“银胡禄”呢?有两点足资借鉴。
其一，五代时期，藩镇之间崇尚夸耀“军容”之风。
如后晋安重荣之乱，“其将赵彦之与重荣有隙，临阵卷旗以奔晋军，其铠甲鞍辔皆装以银，晋军不知其来降，争杀而分之。”
赵彦之率领的军队就是一支待遇好，战斗力强的部队，也是崇尚夸耀军容的具体表现。
还有，天韦占七蔚州，《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粱纪一》第8672，太祖开平元年四月己酉条注，作檀州，日“卢龙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
同时在公元910年，周德威与后梁大将韩勃对阵时，“韩勃率精兵三万，铠甲皆被缯绮，金银炫耀，望之森然。”
韩勃的三万精兵，也是一支待遇好，战斗力强的精锐之师。
当时藩帅各有“精兵”，不仅厚加给养而且装饰光鲜，这是形势使然，目的在于以恩宠邀人心，五代时期，莫不如此。
其二，游牧民族历来有用金银装饰器物的习俗如“银胡禄”，就是用银片(或银叶)装饰起来的箭匣，这种装饰习惯也是草原民族的通例。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二月，“药彦稠进回鹘可汗先送秦王金装胡禄”，即用金叶装饰起来的箭匣(或箭袋）。
而游牧民族对于马具的装饰也是如此，所以，契丹鞍具的样式，在五代时就已风靡中原，号称“契丹样”其不仅制作精美，而且装饰华丽，成为当时互相赠送的礼物，以及中原政权三令五申禁止制造的禁品。
晋王李存勖于913年吞饼幽州地区之后，也积极利用燕云地带或“山后八州”丰富的军事资源，史称“李承约字德俭，蓟门人也，少事刘仁恭，为山后八军巡检使，将骑兵两千人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承约以其骑兵奔晋，晋王以为匡霸指挥使。”
与李承约一起归降晋王的幽州军将还有王思同，从晋王对这些降将建立的军额军号来看，无疑认为他们的归属会起到“匡威定霸”的奇效。
所以，李存勖在获得幽州地区后，立即扭转了与后梁抗衡的颓势状态，并任命心腹大将专门管理“山后八州”地区。
晋王及后唐时期，管理“山后八州”的专门机构是新州团练使，又称“山北团练使。”
李存勖以其弟存矩为新州团练使，统山后八军此后，太原镇的“胡骑”在军阀割据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910年与后梁爆发的“柏乡之战。”
“晋王进军，距柏乡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骑迫梁营挑战，梁兵不出，营于野河之北，又遣胡骑迫梁营驰射，且诟之。”
“山后八州”资源的重要，也引起了其他割据政权的垂涎与羡慕，朱全忠就是如此。
史称:周知裕“幽州人也为刘仁恭骑将，梁太祖得知裕喜甚，为置归化军，以知裕为指挥使，凡与晋战所得，及兵背晋而归梁者，皆以隶知裕粱晋相拒河上十余年，其摧坚陷阵，归化一军为最。
朱全忠的“归化军“，颇有拾人牙慧，用其孑遗的意味。
由于山后地区充沛的军事资源，造成了幽，并地区成为天下强藩又因为幽，并两镇的统合，造成了五代时期多朝天子皆出太原的特殊现象。
当然，幽，并两镇不仅拥有强大的骑兵，还根据民族部落的不同特点，组织了不同称号的军队。
但用契丹人组成军队并直接投入军阀混战的战场，则首见于刘仁恭割据幽州时期。
因此，所谓“契丹银鞍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或出现的。
兵员构成以契丹人为主，配备的马具(鞍)质量佳好，多以银叶镶嵌，故名“银鞍直。”
其实，“银胡禄”与“银鞍直”(或契丹直)一样，都是藩镇或割据政权利用游牧民族长于骑射的特点组织的军队。
“银胡禄”可能善于射术，“银鞍直”可能长于骑战，它们都是当时军阀割据集团对地区民族资源利用的直接结果。
李存勖建立的“契丹直”军事组织即由此而来。
至于“银鞍契丹直”及其历史结局的话，王思同逃奔太原时为后梁开平元年(907年)。
此后，史籍在记载太原的军队时就经常见到契丹骑兵，如晋王李存勖天佑十五年(918年)八月“大阅于魏郊，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沼，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耀，师旅之盛，近代为最。”
此次阅兵包括了契丹人在内的诸多游牧部落。
《资治通镒》对此事记载得更加明白:“晋王谋大举人寇，周德威将幽州步骑三万，李存审将沧景步骑万人，李嗣源将邢沼步骑万人，王处直遣将将易定步骑万人，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诸部落奚锲丹，室韦，吐谷浑，皆以兵会之八月，并河东，魏博之兵，大阅于魏卅。”
除去各镇的兵力外，契丹等游牧民族的兵力也有数万之多，且其来源皆属“山后”或“山北”地区。
这说明服从太原晋政权指挥与调动的契丹等游牧民族部落，并不是契丹本部而是居住在“山后八州”地区的游牧人口。
他们自唐朝以来世代居于此，不仅成为幽州藩帅用兵中原的主要力量，也成为燕，云地带用以抵御契丹等游牧民族部落南下的主要力量。
那么，后唐庄宗李存勖是否也有专门以契丹人组建的军队呢?
除前述王重裔曾经“事庄宗为厅直，管契丹直”。
包括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也仍然有“契丹直”的存在，不过此时的“契丹直”已经更大程度地转化为一种专门针对契丹政权设立的政治机构。
据史书记载，天成三年闰八月戊申，“赵德钧献俘于阙下，其蕃将惕隐等五十人留于亲卫，余契丹六百人皆斩之”
像是唐书明宗纪五中的的''亲卫''即指“契丹直”，天成三年即辽朝天显三年(928年)。
此次俘虏的六七百名契丹人，是辽太宗派来救援定州王都的两员大将秃馁(铁刺)和涅里衮(即蕃将惕隐)分别率领的军兵。
此事，《辽史-太宗纪上》也有记载，但未言“契丹直”事。
《新五代史》及《五代会要》等则对“契丹直”记载颇详:“明宗斩秃馁等六百余人，而赦赫邈(即惕隐涅里衮——笔者)，选其壮健者五十余人为“契丹直”。
其年八月，幽州部送所获番将惕隐已下六百余人至京师，明宗皆赦之，选其尤壮健者，立为契丹直。
而秃馁与惕隐涅里衮(即赫邈)两人被俘后，秃馁被杀，赫邈则被赦免并充任后唐的亲卫军，用意在于对契丹的分化政策并已达到目的。
即使到了之后的10世纪后期，北宋政权也延续了“契丹的存在，但人员数目很少，已是“设而不用”的招徕机构，起着招慰或分化契丹政权的作用。
但是，唐朝末年，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统治幽州时(895，913年)建立的“银胡禄”组织，可能就是后来幽州藩镇拥有的“契丹银鞍直”或“银鞍契丹直”的前身。
因为，后唐时期幽州藩镇拥有一支数目较大的“银鞍契丹直”，并在辅助和维护后唐政权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但其军队结构如何，创始人是谁等，都已无法得其详，仅知赵德均在担任幽州节度使时，曾拥有这样一支数目庞大的军事武装力量，并在清泰三年(936年)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迫降赵德钧于镇州团柏谷时被全部诛另基本终结了“银鞍契丹直”的历史活动。
如史称时契丹主问德钧日:“汝在幽州日，所置银鞍契丹直，何在?”
德钧指示之，契丹尽杀于潞之西郊，遂锁德钧父子入蕃。
可见辽太宗耶律德光对于幽州“银鞍契丹直”具有多么深刻的历史仇恨。
它是中原政权的爪牙，也是后唐政权与契丹军队激烈交战时的“奇兵”与“利器”。
据史书记载:赵德钧统率的“银鞍契丹直”总数3000人，这支队伍为赵德钧父子统治幽州以及树立他们在后唐政权中的地位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幽州军镇所拥有的“银鞍契丹直”队伍，作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主要以居住在幽州地区的契丹人构成。
但是，它毕竟还没能囊括居住在幽州境内的契丹人口的全部。
因为，这些“拥有银质马鞍的契丹人”，充其量不过是在幽州居住的契丹人中挑选的勇士，而多数的契丹人口仍然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幽州境内，并随着耶律德光在对中原政权取得的全面胜利中，又重新回到部落社会的怀抱，并对历史发展继续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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